英国汉学家赫伯特·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自1867年来华,随后被派往天津任职领事。公务闲暇之余,翟理斯将精力更多地投诸汉语学习,开始自己的“文学历险”,意图“通过阅读中国小说洞见中国的国民特性、风俗习惯和一直嬗变的语言”。他曾在北京、天津、厦门、福州、上海、淡水等地,历任代领事、领事等职,在中国生活了25年。翟理斯一直致力于对中国与中国文化的研究和传播,倾其一生翻译诸多中国典籍,编著不少颇有影响的汉学著作,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学术遗产。在典籍翻译方面,后世的评论者大都认为,翟理斯一生最大的成就当属《聊斋选译》。

　　出于实用目的的有意裁剪

　　翟理斯的《聊斋选译》以但明伦根据1766年版的青柯亭刻本作的点评本《聊斋志异》为底本,以“来自中国书斋的奇异故事”为名结集出版。译本问世不久,即收到时任驻巴黎大使的曾纪泽的贺信和鼓励,当年的《申报》亦刊文赞之。

　　有趣的是,翟理斯这部获得广泛注目和赞誉的《聊斋选译》,仅从但明伦评注本《聊斋志异》的433篇故事中选译了164篇,并在翻译时对故事内容作了不同程度的改译,甚至有意识地漏译和误译,将有损“纯洁性”的内容尽数删去。

　　《聊斋志异》素来被视为谈狐说鬼之书,书中有很多人与狐鬼异类共处的描写。翟理斯也选译了不少人与魑魅魍魉间的浪漫爱情故事。但正如聊斋研究专家袁世硕所言,蒲松龄科举落第后在毕际有家做教书先生多年,常年与家人两地分居,唯有将寂寥孤苦之情投射在作品中,所以搜集的故事中常常含有不同类型的邪侈内容。对于翟理斯而言,此类“污浊之言”断然不能提供给学中文的学生所用,故而绝无译出之可能。因此,《聊斋志异》中含有“不纯洁”内容的篇目,在《聊斋选译》中被尽数删去,毫无踪影。

　　对所选篇目的内容,翟理斯翻译时也作了一定处理。《画壁》中朱孝廉与壁上女子交好前,翟理斯会在译文中为二人补上“双膝跪地、叩拜问天”的夫妇结拜仪式。《侠女》原文中,侠女为报顾生母子照拂之恩,便对顾生“挑之,亦不拒”。译文中,翟理斯却将二人的举动刻意译为“紧握她的手”,将侠女对顾生此举“只可一,不可二”的示意译作不许顾生再握手。

　　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崇尚

　　翟理斯采用这种纯洁化的翻译策略具有多种原因。首先,翟理斯的这种译法,与其所生活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化背景有关。翟理斯曾在《聊斋选译》序言中说,“我最初也曾打算出版一部十六卷本的全部完整译本,但进一步斟酌之后,我发现有的故事并不适合我们这个时代”。

　　萧伯纳曾在《人与超人》中说崇尚道德制约的整个维多利亚时代是个性压抑的时代。这一时期的英国,历经了一系列包括从中期繁荣到晚期经济危机的社会变革后,全部的审查制度、惩罚律令、监督机制、道德呵斥、讯问方式、忏悔仪式、教育手段几乎都指向道统尊崇和对个性的压制。因此如果翟理斯直译《聊斋志异》中露骨的身体描写,显然会违背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道德标准。

　　其次,翟理斯翻译《聊斋选译》是期待其能够成为时人的行为指南,这一翻译目标也影响了他的翻译策略。对贪官污吏、黑暗政治和邪恶势力的揭露批判,对腐朽的封建制度的抗议及对自然世界跨越界限的男女美好爱情的赞颂,被认为是《聊斋志异》的三大主题。翟理斯也在译序中希望他的译本“成为一部能指导我们在这个庞大帝国生存的行为指南、风俗习惯和社会规约的书”。而《聊斋志异》中不符合公认伦常的一些描写,不仅无助于体现该书作为生活指南的实用功能,反而会给后来者带来不适的阅读体验。

　　最后,翟理斯采取这种纯洁化的翻译策略也与他的家庭和教育背景有关。翟理斯的父亲老翟理斯(John Giles)是英国圣公会的一名教职人员,曾供职于基督圣体学院。在父亲的影响下,翟理斯自幼熟读朗基努斯的《论崇高》等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经典著作,来华后亦偏重于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研究,这令其在翻译时更偏向于将诸如侠女和顾生、莲香和桑生等男女两性关系改译为纯洁的男女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