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语言的翻译要处理好几对关系。概括起来讲,即静态意义求真对动态语境务实;文学文本性质对文学应用语境;文本意义阐释对译者意志性目的;评价标准的“准不准”对“好不好”;信息传递对风格再现;作者行文的目的对人物角色的目的;作者的目的对翻译的目的等。但归根结底处理这些关系是研究译者的行为,从意义阐释的“准不准”到语境中的“好不好”,无不涉及人的问题。

　　中国乡土文学创作史上群星璀璨。20世纪20年代,主要有鲁迅、王鲁彦、许钦文、冯文炳、蹇先艾、潘漠华、台静农;20世纪30年代,主要有丁玲、欧阳山、茅盾、叶紫、谢冰莹、萧军、萧红、萧乾、废名、芦焚、沈从文;20世纪50年代,主要有孙犁、赵树理、房树民、西戎、马峰、韩映山、丛维熙、古华;20世纪80年代,主要有莫应丰、孙健忠、郑义、李锐、张石山、路遥、贾平凹、莫言、汪曾祺、高晓声;20世纪90年代,主要有陈忠实、张炜、阎连科等。可以说,乡土就是中国的底色,因此舒晋瑜在《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第5期)采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南京大学丁帆教授时,就将题目命名为《关注乡土就是关注中国》。

　　乡土语言传递风土人情

　　文学越是本土的和地域的,就越能走向世界。乡土是文化个性的体现,越有个性的文化就越值得传播。“乡土语言”是“乡土文学”的物质外壳,有“乡土文学”之谓,却无“乡土语言”之称,无论如何是交代不过去的。

　　笔者将“乡土语言”定义为“一切具有地方特征、口口相传、通俗精练,并流传于民间的语言表达形式”,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地的风土人情、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以往对于乡土语言的翻译,聚焦于它能不能翻译和该怎样翻译等技术层面,而今我们需要选取新的角度,分层次地摆道理,才能更加有效地指导翻译和研究。

　　单纯的乡土语言翻译,追求的是对于原文意义的求真,是静态的;语用环境(比如文学作品)中的乡土语言翻译,追求的是语境的效果务实,是动态的。换句话说,前者追求的是原文意义之真,评价的标准是“准不准”;后者追求的是译文之用,评价的标准是“好不好”。打个比方说,前者就像是旨在求真的考古,从研究角度说属于考古学的范畴,“准不准”也是“真不真”;后者就像是借展出历史文物而盈利的旅游,从研究角度说属于旅游学范畴,“好不好”就是“利益大不大”,也就是利益方的利益是不是达到了最大化。